遊學市場的蓬勃發展為學生學習提供了更為多樣的途徑，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遊學？遊學市場應該由誰來監管？

　　隨著國人家庭收入的增加，教育觀念的轉變，各種機構和個人組織的遊學活動日益火爆起來。巨大的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投身其中。其中一部分人打著「傳統文化遊學」的旗號，帶著學生穿梭在各種宮殿樓閣、佛寺道觀、名山大川中；也有一些機構採用營地教學的形式，比如「中國通史」夏令營、「儒家經典誦讀」學習營等，內容不一，形式多樣。

　　遊學市場的蓬勃發展為學生學習提供了更為多樣的途徑，有利於打通課堂內外，學以致用。但也應該看到，表面熱鬧的遊學背後實際隱藏著諸多問題：比如，組織機構魚龍混雜；行業標準模糊，部分機構的宣傳與實際不相符；價格沒有監管，消費者和組織者之間權責不明。此外，游和學概念不清，遊學往往變成了吃喝玩樂、遊山玩水；或者名之為學，卻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和學習方法指導。所謂的任務驅動式、研究型學習，也只不過是老師在充當搜索工具的「搬運工」。僅僅「搬運」也就罷了，更令人擔憂的是，自媒體時代的網路信息真假參半，缺乏辨別能力的學生很容易被錯誤知識引入歧途。比如，一些老師甚至將唐三彩定義為古人房間里的裝飾品。這些問題讓遊學活動的價值大打折扣。

　　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遊學？遊學市場應該由誰來監管？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古人以及今人遊學的特點，也許能從中找到答案。

　　「遊學」二字在先秦典籍中已經出現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中說：「是故服事者簡其業，而遊學者日眾，是世之所以亂也。」其中的遊學是指遊俠和儒生。後來的《史記·春申君列傳》中說：「（春申君）遊學博聞，事楚頃襄王。頃襄王以歇為辯，使於秦。」這裏的遊學指的是離開本鄉到外地求學。這種以求知為手段，到外地學習的行為方式和今日我們的遊學約略相似。

　　到了漢代，遠赴他鄉遊學從鴻儒、耆宿問道的風氣更盛。據《後漢書·李固傳》記載：「固……少好學，常步行尋師，不遠千里。遂究覽墳籍，結交英賢。」明朝宋濂在《送東陽馬生序》中也說自己「既加冠，益慕聖賢之道，又患無碩師、名人與游，嘗趨百裡外，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」。可見，古人遊學側重的是尋訪師友，切磋學問。在此基礎上，通過觀覽自然山水、文化勝跡，從中領悟天地之道，涵養精神，明性見理。

　　今則不然，在旅遊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，傳統文化遊學更加凸顯了旅遊、遊覽的意味。為了吸引消費者，組織方往往選擇「好玩的景點+特產購物+品嘗美食+學習展示」的模式，名之為遊學，實則游大於學，甚至基本不學。

　　參照古人經驗，可以部分解決現在的遊學模式問題。也就是說，當下遊學應該以增長知識、提升境界為目的，要學大於游。這是根本方向，我們必須嚴格把握，否則就失去了遊學的真正意義。為此，教育主管部門應該監管審核組織方的資質以及遊學目的、遊學內容。為了保證遊學質量，還可以引進相關學術資源，比如來自文學、考古、建築等專業的學者，由他們在遊學內容、研究方法、研究過程、研究成果等方面進行把關。對於領隊老師，務必要開展相關培訓，並持證上崗。這一點在國際上已經有先例，比如，美國夏令營協會就承擔著全美夏令營項目的認證、宣傳、管理等職能。針對每個夏令營活動，協會都會開展前期的效果、安全等方面的專業論證，對承辦方資質、從業人員資格進行審查。對於遊學結果及滿意度，應該不定期進行抽樣調查，並作為審核遊學資質的參考標準。只有這樣，才可能做到游有方、學有得。

　　除教育部門外，旅遊、工商管理等相關部門亦應介入，因為遊學本身就是教育和旅遊交叉的行業，既是教育行為，也是商業行為。教育部門承擔備案審查、內容監督、規範引導的責任，而工商管理和旅遊部門則要對組織方進行註冊、年檢。同時要制定遊學合同的規範文本，每次遊學前都需要簽訂遊學合同，明確組織方和消費方的權利和義務。比如，合同中應該涵蓋遊學學習目標、學習結果的條文，這有利於消費方理性選擇，同時也有利於對組織方的遊學效果進行監督。

　　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學在前，行在後。遊學市場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消費者的理性消費，更離不開相關部門的有效監管、合理引導。在借鑒古人遊學智慧的基礎上，融合當今市場經濟的一些管理方法，我們的遊學才能更純粹一些。（作者：王海興；來源：光明日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