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勞動力來源：遊學生！日本社會如果沒有借助外國人之手，舉凡日本的產業、商業、農業也就無法維持下去。那麼，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？

針對外國人勞動者的問題，我曾經到日本的長野縣進行採訪。北有淺間山、南有八個岳的長野縣佐久地域，作為萵苣和白菜等高原蔬菜的產地而聞名，種花和酪農業合起來以「研修生」、「實習生」的名義引進中國人，年間就超過1,000人。在受人口過疎化、高齡化等影響而煩惱後繼無人的農村地帶，外國人融入其中生活著。

我在那裡遇到的中國男性是遼寧省出身，老家是種植稻米和玉米的農家，國中畢業後就在家裡幫忙農務，冬天的農閒期則到附近的鎮上打工。「日本的農業已經導入機械化生產，所以很輕鬆，」他一邊說著，工作時也不忘做筆記，在農業和日語的學習上相當積極，是個很認真上進的青年。
在雇主租借的公寓裡，和其他中國人同住。作為研修生，他一個月的薪水10萬日圓左右，三餐也都自己煮。

長野縣內有日本最大的萵苣產地——川上村，總人口約4,700人，其中有大約570人的中國人研修生，也就是村子裡約每8人就有1人來自中國。村民紛紛表示：「為了穩定供給高原蔬菜，中國人研修生是不可或缺的。」
但是，他們並非勞動者，而是被稱為「研修生」或「實習生」的存在，定位模糊。在日本確實有部份是可以學習農業機械化的技能吧，可是也不一定要來日本。那為何到日本來呢？正是因為可以拿到比在中國國內還要高的薪水，別無其他。

日本社會如果沒有借助外國人之手，舉凡日本的產業、商業、農業也就無法維持下去。那麼，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？「本音」就是明明需要外國人勞動者，卻是用「研修生」和「留學生」這種「建前」的名義來雇用外國人。也就是表面上，日本並不存在藍領階級的外國人。可是，實際上有超過100萬人的外國人在日本從事「單純勞動」，這才是真相。
所謂的單純勞動是不需要高度訓練及知識的工作，像服務業和零售業的工作，基本上在日本都歸類於單純勞動；在外國人勞動者的政策上，日本的官方立場是以「不開放單純勞動」為前提，原因是擔心引起日本國內勞動團體或職業團體的強烈反對，還有顧慮到那些對外國人移民問題敏感的民族主義者。在日本，前項的支持者是舊民主黨等革新／左派政黨；另一方面，對移民一詞強力抗拒的是自民黨等保守／右派政黨。左右兩方的政黨平常很多時候是對立的，唯獨在外國人勞動者的議題上一致「反對」，因此對外國人開放門戶一事，在國會上遲遲沒有進展。
然而，一方面是311東日本大地震以來的復興工程，還有迎接2020年東京奧運的興建高峰期等，日本現在為勞動力嚴重不足所苦，外國勞動者的人數也不斷增加。
日本語學校為掩護，行海外工作之實
根據厚生勞動省在1月26日發表的「『外國人雇用狀況』的申報狀況統整」，顯示2017年10月底的外國人雇用人數有127萬8,670人，比前年增加18％，5年連續刷新歷史最高紀錄。還有，申報的事業所有19萬4,595家，比1年前增加了2萬1,797家，也創下歷史新高。
以國籍別來看，人數最多的是中國（包括香港）37萬2,263人，占全體的29％。其次分別是越南24萬259人（19％）、菲律賓14萬6,798人（11％）、巴西11萬7,299人（9％）。
最近，引人注意的是越南的人數急增，2017年和1年前相比增加了40％；2012年的數據是2萬6,828人，但是從2014年左右開始急增，5年內就漲了9倍之多。其背景是廣泛透過日本語學校等管道赴日、實質上是到「海外工作」的情形擴大。
接下來，2017年增加率次高的是尼泊爾，和1年前相比增加31％，有6萬9,111人。尼泊爾也是因為當地的日本語學校等急速增加，所以促進「勞動力」輸往日本。
另外，明顯增加的是被分類到「資格外活動」的外國人勞動者。從前年開始增加了24％。大部份是留學生，而且不只是大學，包括專門學校或日本語學校的外國人，以留學生的簽證來到日本，一邊念書，一邊兼差打工。原本是沒有工作的資格，但是經過申請，可以特例允許放學後去打工等，所以稱為「資格外」。
在美國，留學生被禁止從事任何校外工作。就算是台灣，也對留學生的勞動有嚴格限制。但是，來到日本的留學生一個禮拜工作28小時以內是被承認的。甚至，學校放長假的期間，也有可以工作1天8小時、每週40小時的「例外」。這樣一來，就不是打工，反而像是正式雇用。究竟是來日本念書的，還是打工的，真是讓人搞不懂。
看準日本的留學生打工限制低，以留學生名義來「海外工作」的外國人急速增加。念日本語學校只是掩護，真正目的是為了到日本工作而申請留學簽證。要拿到簽證，必須出示日本語學校的學費繳納證明書，所以有很多人是先借錢繳納學費，背債到日本打工。
在外國人勞動者裡面，「資格外」的比例直到2012年左右為止是在16％前後，2013年以後比率上升，2017年占整體的23.2％。
最常見的是便利商店的店員，幾乎都是以「資格外活動」進行勞動之實的留學生。便利商店的店員被視為「單純勞動者」，因為沒有正式引進外國人勞動者的管道，所以可以說相當依賴「留學生」的存在，尤其是在都市部的便利商店，這種傾向更為顯著。
便利商店店員主力來自留學生
便利商店的打工名牌上，會用片假名寫著不同國家的各式各樣名字。他們都是留學生，不是勞動者。但是，如果少了留學生，日本引以為傲的便利商店文化，在都市裡根本就無法維持下去。
實際上，有不少外國人到日本留學，目的不是為了學習日文或日本文化，只是為了工作而已。這樣的外國人一心想要賺錢，即使超過了留學生被允許的勞動時間也不在意。除了便利商店以外，其他還有餐廳內場的工作，或是深夜在熟食工廠或便當工廠裡打工，身兼數職的人不在少數。
根據厚生勞動省發表的「外國人雇用狀況」，僅限於雇主向Hello Work（職業介紹所）申報的統計而已。實際上，有不少的臨時工或者兼差沒有申報。因此，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人數應該不只是127萬人，大概超過200萬人吧。
日本政府把零售業或服務業的現場工作視為「單純勞動」，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排斥外國人勞動力的投入。「反移民政策」的自民黨安倍晉三內閣，在這樣的領域，並沒有直接引進外國人勞動者的意思。
另一方面，因應企業的要求，為了解決現場人手不足的問題，除了活用留學生之外，日本還加上「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」擴充人力。
實習名義引進的勞動比例大增
日本的作法是增列技能實習制度，以及延長實習年限。例如在建築／造船領域上延長了實習年限，照護人才也列入技能實習制度的範疇裡。像上面提到的便利商店店員等，也開始在檢討是否適用技能實習制度；甚至，旅館和飯店等服務業同樣面臨到嚴重的人手不足，要求從業員能以技能實習的名義進來的聲音，越來越多。
2017年，利用技能實習制度引進的外國人勞動者有25萬7,788人，比1年前增加了22％。一直以來，占整體外國人勞動人口的比率是18～19％，呈現持平狀態；但2016年和2017年的比率增加，2017年到了20.2％，有史以來首次超過20％。
另一方面，大學畢業的人或是擁有專門資格的人才，在日本國內取得勞動資格比較簡單，根據統計分類，可對應到「專門性／技術性領域的在留資格」；2017年約有24萬名專門資格進入者，占整體外國人勞動人口的比率不滿19％。可見對外國人勞動力的依賴仍以技能實習生為主。
那麼，究竟外國人實習生在哪些產業工作呢？最多的是製造業，占整體的30.2％，而且集中在工廠生產線；其次是服務業14.8％、批發／零售業是13.0％、飲食店／住宿業12.3％。前面也提過服務業和零售業，以及住宿業是不被認定引進專門技能或技能實習的領域，所以除了永住者（永久居留權持有者）及其家族等的例外，留學生是主要的人力來源。
外國人工作的地區以都市居多。大約有39萬多人（佔全體31％）在東京工作，其次是神奈川（5.4％）、埼玉（4.3％）千葉（3.9％）、茨城（2.5％）等，全部合起來，幾乎有半數都在首都圈工作。
第二高的城市是豐田汽車所在的愛知縣，人數有13萬人（佔全體的10％）。其他在道府縣等地工作的外國人中，人數最少的是秋田1,679人，次少為和歌山2,260人。秋田縣民的人口不到100萬人，也面臨了農業等地方產業人才不足的問題。
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，外國人勞動者預計將會持續增加。尤其是2017年秋天開始引進照護職的技能實習生，今後在照護現場裡的勞動力有可能大幅增加。
目前在醫療福祉領域工作的外國人勞動者不過占1.7％而已，從事照護工作的僅有1.1％。地方上的老人養護施設等，因為人手不足的關係而限制入住名額，甚至停止像日間照護等部份的服務項目。受人手不足所苦的照護現場，今後會引進多少外國人勞動者，值得注意。
打破假面的第一步：讓他們被看見
在少子高齡化的日本社會，現實上光靠日本人的勞動力是無法運作的，反正都要依賴勞動力的話，就應該脫掉「研修生」的假面，進行制度面的設計。如果不這麼做，外國人的勞動條件會繼續惡化。
關於他們的待遇，日本政府正在輔導引進外國人技能實習生的企業，比照一般勞動者辦理。但是，並非依據《勞動基準法》來強制執行，只是輔導而已。如果企業違反政府輔導的話，只是之後申請聘雇外國人會變得困難，卻不會基於《勞基法》被處以嚴重的罰則。
一直以來，日本的媒體或專家主張修正流於表面的外國人政策，但日本政府似乎沒打算修正研修生制度，這是為了在許多相關人士之間取得平衡，而堅守建前和本音的兩套標準。然而，如果是認真思考勞動問題的人，就會知道日本社會對「研修生」制度的依賴，明顯伴隨著扭曲心態，有可能會遭受國際團體批判為「現代的奴隷制度」。
對台灣人而言，看到日本在處理外國人勞動者的議題上曖昧不明，或許會感到不可思議。在台灣，自1990年代開始就已經對單純勞動者開放門戸，不論是建築現場和製造業的工廠，還有家庭裡的高齢者照護，已引進大量的外國人。即使在亞洲裡面，台灣對外國人勞動者的接納度很高，是數一數二的。
我知道台灣的外勞問題也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，民間NGO團體對政府也有強烈的批判，但是他們的存在已經是「被看見」的，就像週末聚集在台北車站大廳的印尼人看護。這一點，台灣遠比日本好。
如果將外國人勞動者可視化，問題點也就自然會浮現，那麼社會也可以進行討論。傾聽勞動者的意見，也會有NGO的誕生，行政也會跟著動起來。
但是，在日本，這些「外勞」是沒有被看見的一群人，不顯眼的存在，被隱蔽的存在。首先，應該要讓他們被看見。我認為透過可視化，日本的外勞政策才有辦法邁出新的一步。